我们的老师和我们

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经历了“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也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的激动人心的岁月。高考，在我们的心中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永远镌刻在内心深处的故事。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郭沫若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犹如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学知识学文化的热情在每一个老师和学生的心中燃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了当下最流行的口号。

当时，我就读于一所镇民办初级中学，学校的老师大多是“老三届”，他们是失意者，也是得意者。高考的恢复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梦想，一部分通过77、78两年的高考，迈入了大学的殿堂，拾回了失去的“青春时光”，成为“爸爸学生”和“妈妈学生”；一部分因年龄限制、家庭拖累、家庭成分等诸多客观缘由，再一次让他们失去了背上行囊、迈入高等学府的机会。

那时，我们学校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那影响力直接辐射到一墙之隔的高完中。一套重新出版的“数理化丛书”成了孩子和家长们的抢手货，我爸爸也替我抢购了一本，不过，前后不连，只能成为拥有者的炫耀。那次竞赛后，学校顺应潮流，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对我们初中三年级的五个班进行调整，组建一个“快班”！ 我有幸成为“快班”中的一员，正是那部分未能迈入高等学府的“老三届”，是他们煽动的激情与热情、坎坷与沧桑，影响着我们那群懵懂少年迈出了真正的人生“第一步”。“快班”组建后，班主任竟前所未有的任命了8个学习委员，分别领导着8个学习小组，可见“学习”之重要，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创新”！

初中三年级一年的光阴，很快就在努力学习、拼命学习中度过了，懵懂少年已成长为青少年，少数“佼佼者”还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快班”的学生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考中师中专，一是上高中，因为“上山下乡”已经结束了。初二的时候，我们曾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欢送一位漂亮的师姐去当知青，身着军装，胸戴大红花，是当时最时髦的打扮。本来，我们“快班”90%的愿望都是考中师中专，可当时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年满15周岁方能报考中师中专。于是，我们那个“快班”一半上了中师中专，一半上了高中，这也许就是那“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洋”。

我因为初中毕业时未年满15周岁，只好和“快班”一半同学携手来到了隔壁的高完中。这是老家唯一的一所高完中，最早是创办于1931年的一所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我们初中时的部分老师也随我们来到了高完中，加上县中学原有的“文革”前的大学毕（肄）业生，使得县中学的师资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学校也尽其“精华”担任我们的任课教师。我们因我们的老师成为了家乡最为骄傲的一批学生，我们的部分老师也因我们成为了家乡教育界的顶梁支柱，开启了一段他们不凡的事业之旅。

我们的班主任是我们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自然也就兼任我们的数学老师咯。他的教学、管理与性格、为人达到了高度统一：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做事一板一眼。他平时不苟言笑，好像没有什么爱好，但在我们的毕业晚会上，他送上的一曲二胡独奏《赛马》，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似乎感受到了经他调教的一匹匹骏马奔腾在广袤的原野，驰骋在人生的战场！这是他的愿望、他的骄傲，也是给我们的祝愿！

在那大学升学率极低的年代（那年录取率仅11%），高考落榜也不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曾以为“家乡最为骄傲的一班学生”，也仅仅只有5人考入了本科大学。于是，复读成为了一种常态，父亲为我一生作出了一件他后来认为最正确的决定——转考文科！初中和高中期间一直转战在“数理化”的我，一时还难以接受，但父命难违啊！我并没有像其他的同学那样选择到教育质量比较高的其它地区的学校复读，而是留在了家里捧起了历史、地理教材潜心苦读。上天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一时间，我穿越在历史的长河，仰望那名垂百世的古代英雄，探寻那不可思议的千古之谜；一时间，我徜徉在世界的大洲大洋，欣赏那山川河谷的迤逦风光，领略那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那年高考，我成为了我们县的高考总分“状元”，还在县广播站报道了一番，甚是“荣耀”。其实也就比当年文科本科送档线高出30多分，我也就考入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后改名“师范大学”）。

多年后（2002年），老家县中学出了一个省高考文科状元，他初中毕业考上中师，因恰逢教育体制改革，中师每年要收取1000多元的学费住宿费，一个大山的农村孩子实在是难以承担这笔重负，只好打道回府继续到经济压力相对较小的普通高中学习。一个无奈的选择，成就了他的状元之路，考上了北京大学，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老家县中学也因此在当年名声大噪，我们也曾以我们的高中母校为骄傲。

时代选择了我们，时代也改变着我们。40年的流金岁月，我们的老师和我们是沐浴着改革春风的受益者，是徜徉在开放大海的经历者；70年光辉历程，我们的老师和我们是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见证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首期盼者！

作者：杨华